稷下道家說任情與安情

在網路諮詢感情服務,許多朋友都不贊同,認為修行人還討論談情說愛,以為情性根本就與修行無關?

外人不了解道家理念,不曉得中華文化的道統根本在於道家思想,黃老、老莊為主,民間所見的道教文化理念,就是從道家思想所演化出來的。我當初申請『中國道家茅山丹道協會』立案時,為何強調冠上『道家』我傳承法脈本是道家思想為主,受傳的茅山大法籙就是道統的完整體系。

如今在網路上為人針對感情上作解惑,那同樣是在為眾生播植道根,試問?世上哪一個修煉門派的修持法門,不是從「情性」修煉入手,而且不少心法與理念皆是在調節情性的平和。人情人性不得調伏,又如何入道修行呢?人道不令人情人性平和,又哪來的社會安定?修道宗旨不是讓人逃避的避風港,感情失敗就跑去說空談修行,絕緣斷情以為就能斷絕人情人性的苦惱,那根本是行不通的謬論。世上到哪裡不用與人接觸,有人的交往,就得說到感情,只是區別在感情是否含有仁義的成分?而普渡眾生時,眾生的煩惱有誰不是困惑在情性之中發生的?修道引人調伏情性至超越它的困惑,而俗人之苦惱,多數就是在愛人之情與個性使然作因。

中國是以禮制為主體的民族,當時有一個研究機構,稱作稷下學宮(見注)。稷下道家在以道為依歸而倡導法治來輔助禮義教化之外,還針對禮制文化之外化而至異化的崩壞時境,提出發人深省的聲音:

禮者,因人之情,緣義之理。

這是主張言簡意賅,切中禮制之流弊,而提出「因人情」、「緣義理」的主張。當時這個主張可歸結三個主要的觀點:一是稷下道家在思想史上首次提出「貴因」的主張。二是突出百家爭鳴中「情」的重要議題。三是在倡言「因情」的同時,並提出合宜的「理」,以為之制衡。稷下道家將「因」、「情」、「理」納入人性論的範疇,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有其深遠的意義。

稷下道家將「因」及「因情」的觀念帶進禮制文化中,豐富了古代道家哲學的內容。貴「因」說在道家內部有一個發展的過程,【老子】書中未曾出現「因」字,不過它「以百姓心為心」卻蘊含著「因」的主要內涵。

「貴因」說強調「因人之心」、「因民之欲」正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個基本理念。

當時主張的禮制在於有別貴賤,就是社會階層的區分,適逢春秋戰國之際,社會發生階層的大變動,嚴重的社會階級制度,導致不少的民怨不滿,所以當在禮制中提出「因」的概念後,就有將禮落實「以百姓心為心」的思考方向。面對當時禮的外化、異化的嚴重情況,禮制文化不僅流於虛偽而且悖逆人情、乖違人性,使禮制變為僵硬的、冷酷的社會規範,因此稷下道家提出「因人情」、「緣義理」的因應之道,為禮制注入了「情」和「理」的新血液,不僅考慮到人和人之間的合理性,也是順應人情人性之自然。禮制與現代制定司法相同,倘若缺少了情和理的面向,那就可能成為後代批評為非人性化的「 吃人禮教」。

社會任何的主張與變化,都是因應時代需求而有變通的理念,可見後來佛教傳入中國之後,原來有排斥出家背離家庭的毀謗,但後來卻能融合成為中國佛教的特性。又為何有不少道家學者幫襯佛教翻譯佛經,在為社會制定任何的禮制時,都得考慮到人情與人性,否則感情不通,社會就不可能和諧了。

從莊子學派倡言「任情」而「安情」,發出「仁義其非人情乎」的呼聲,到稷下道家明示「禮者因人之情」,已經彰顯出禮制文化不僅要有道德的自覺,而且要有豐富的個人內在感情。

我就認為這段話真是太重要了!

任情是指從人性中的盡情;任意;自由。

任情有順著性情恣意而為。《西遊記.第五回》:「好大聖,搖搖擺擺,仗著酒,任情亂撞,一會把路差了。」《紅樓夢.第一九回》:「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,更覺放蕩弛縱,任情恣性,最不喜務正。」也作「任性」。這是人為本就存在的情性,若要加以嚴厲的約束,必定會帶來極大的反彈。所以任情中要蘊含著仁義,不然就無法導正走向安情的效益。

網路上在服務諮詢時,筆者就特別謹慎小心!如何借用命理與哲學的理念,隨緣引人入聖。一時的感情不安,從「因」與「情」來看待解決,然後從性情上來反省遷善,注入仁義為理,這是給人一種另外修行的安情妙法。若非放縱任情者,就真能看到自心的障礙所在,必定能從注入仁義之理則上挽救情障的自由。

修行談論菩薩道,既然成就菩薩之果位,為何要在凡塵顯應普渡眾生?就是從感念「有情眾生」之苦,不然何來菩薩倒駕凡塵之說。

注1:以上參考台灣商務印書籍陳鼓應先生『道家的人文精神』一書。

注2:

稷ㄐㄧˋ下學宮,又稱稷下之學,是目前史料記載世界最早的官辦高等學術機構,始建於戰國時期(西元前四世紀)的田齊桓公。稷下位於齊國國都臨淄(今山東省淄博市)稷門附近。齊宣王之時,在稷下擴置學宮,招致天下名士: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兵家、農家、陰陽家等百家之學,會集於此,自由講學、著書論辯。

稷下學宮的歷史:前4世紀中葉,齊國創立稷下學宮,供養資助許多思想家和學者,維持至前3世紀前期,是當時最重要的學術中心[1]:146。戰國中後期各主要學派的重要人物,如:荀子、宋鈃、尹文、倪說、魯仲連、田巴、鄒奭,幾乎都來到過稷下,《史記》描述當時的盛況:「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,自鄒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接輿、慎到、環淵之徒七十六人,皆賜列第,為上大夫,不治而議論。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,且數百千人……」。稷下學宮是一種由官方主辦、私人主持的辦學模式。不問學術派別、思想觀點、政治傾向,以及國別、年齡、資歷的學術自由氣氛,約與同時代雅典的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35/334年所創呂克昂學院東西並尊。(以上摘錄於維基百科網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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